就在写《七律·洪都》的1965年，在北京的中南海里，毛泽东又一次和他的老朋友斯诺见面了。

　　斯诺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: 在中国，年轻的一代将会做些什么？

　　这个问题让毛泽东陷入了沉思。他闭着眼睛，感慨地回答说：我也不可能知道。将来的 事情要由将来的人去决定，而且按照我们不能预料的历史条件去决定。今天和未来的青年人会比我们更有知识，是他们的判断而不是我们的判断在将来起作用。

　　这是诗人的回答，还是智者的思考？

　　热情消失之后，剩下的只是习惯。

　　创造力消失之后，留下的陈迹便是“传统”。

　　晚年毛泽东不愿遵循的，或许就是这习惯；他试图摆脱的，或许便是这传统。

　　他要倡导精神的活力，去创造“新生事物”。

　　在世界的五颜六色中，如果说红色象征着热烈、浪漫、进取、革命、创新的话，那么，晚年毛泽东尤其喜欢玫瑰红，则多少是他的这些内心向往的折射。

　　晚年毛泽东用的地毯是红色的，沙发是红色的，窗帘是红色的，甚至他下水穿的游泳裤，也是红色的。

　　也许，只有鲜红的颜色，才会使他变得年轻。

　　晚年的毛泽东，是一个最易动感情的人。

　　看电影《创业》，当主人公说：“帝修反要卡我们的脖子，我们怎么办？”他流泪了。

　　看《雷锋》，当主人公说：“我是人民的儿子，我是公社的儿子，你们一定要收下儿子这点心意。”他流泪了。

　　1976年春节，看《难忘的战斗》，当演到人民解放军进城受到老百姓热烈欢迎的时候，他流泪了。

　　这些画面，这些形象，仿佛折射着他的心声，传达着他曾经拥有的风云历程，再现了他领导的事业中奔突的创造活力。

　　在毛泽东生命最后一个年头的第一天凌晨，两个美国青年走进了他的书房。

　　看到毛泽东正将头靠在沙发背上休息，还张着嘴好像是在吸食空气，两个美国青年不由得感到有些心酸。

　　毛泽东也许注意到他们的凝视，开口便语出惊人：“我生着一幅大中华的脸。”接下来的交谈，让他们惊讶地发现，毛泽东身上的活力奇迹般地出现了。

　　走出毛泽东的书房，两个美国青年深深地吸了一口北京冬夜的空气。

　　一位情不自禁地感慨: 他有一颗年轻的心，十里之外都可以呼吸到他的个性。

　　另一位则理性地述说: 不论历史如何下结论，毛的一生肯定将成为人类意志力量的突出证明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