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世纪60年代以后，大概是越来越意识到自己进入了老年，毛泽东反复谈论起生命这个话题。

　　当然，他用的是一贯幽默的语调，说得很轻松。

　　他说：我早晚会去见马克思，我已经收到了请柬。

　　他说：上帝要请我去喝烧酒了。

　　他说：我只订一个五年计划，以后的事就难说了。

　　他说：七十三，八十四，阎王不请自己去。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们要开庆祝会，穿鲜艳的花衣服，还应该放鞭炮。

　　毛泽东早在青年时代就说过: “人之生死，唯聚散而已。由精神与物质之团聚而为人，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，有何惧哉？！”

　　这是一个诗人和哲学家坦然而洒脱的生死观。

　　在轻松随意的背后，是唯物主义者的境界和风范。

　　作为政治家和战略家，毛泽东对于战友的生死，对于国家的前途，对于政治的走向，却并不轻松，更不随意。

　　1963年12月，从秋收起义就跟随他转战南北的罗荣桓元帅病逝了。

　　噩耗传来，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，带头起立致哀。

　　他说: 罗荣桓同志对敌人狠，对党忠诚。对同志有意见总是当面说，不背地里议论人。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，不容易。

　　那段时间，毛泽东讲话很少，像若有所思。一天，他突然让护士长吴旭君拿来他的诗稿卷宗，取出一首七律，叫吴旭君读给他听。当读到“国有疑难可问谁”这句时，吴旭君不解地问：“主席，是谁能让你这样钦佩？”

　　毛泽东拿过诗稿，在空白处写了个这样一个题目—《吊罗荣桓同志》。

　　记得当年草上飞，红军队里每相违。

　　长征不是难堪日，战锦方为大问题。

　　斥每闻欺大鸟，昆鸡长笑老鹰非。

　　君今不幸离人世，国有疑难可问谁?

　　罗荣桓逝世，让毛泽东想到了战火硝烟的过去，想到了他深感忧虑的现在和未来。于是，投笔问苍天: “君今不幸离人世，国有疑难可问谁?”

　　这两句，似乎格外地引人注目。它固然说明毛泽东对罗荣桓倚重之深切，但何尝没有另一种信息透露了出来？

　　对“疑难”不少的“国事”，他忧虑殊深，挥之不去。

　　这时的毛泽东，感到忧虑的事情似乎很多。

　　1963年，中苏关系公开恶化，论战加剧。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事实上已经分裂。3月间，苏共在莫斯科召开“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”会议，中国的《人民日报》等发表编辑部文章，说这次会议是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。

　　同年8月5日，苏联同美国、英国订立了《禁止在大气层、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》。订立这样的条约，在当时尽管是一纸空文，毕竟在形式上是有利于世界和平的。但是，如果联系当时中国的情况，这个条约又确实有引发中国政治家义愤的地方。为了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，中国核试验的成功正处于指日可待的时刻，而中苏之间是签订了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国家，订立三家条约，却没有事先通知中国。

　　这三家条约，关乎中国的国家利益，在毛泽东心里激起的义愤，可想而知。他深深地记下了这件事情。

　　两年后，他把这一义愤连带中苏论战中涉及的分歧，转化为诗情，写了一首《念奴娇·鸟儿问答》—

　　鲲鹏展翅，九万里，翻动扶摇羊角。

　　背负青天朝下看，都是人间城郭。

　　炮火连天，弹痕遍地，吓倒蓬间雀。

　　怎么得了，哎呀我要飞跃。

　　借问君去何方，雀儿答道：有仙山琼阁。

　　不见前年秋月朗，订了三家条约。

　　还有吃的，土豆烧熟了，再加牛肉。

　　不须放屁，试看天地翻覆。

　　先秦的庄子，在他的《逍遥游》里描述过一种奇异的景象。

　　他说有一种鲲鱼变生出来的鹏鸟，其背有好几千里，它的翅膀，像遮天的云彩；它从北往南飞，一扇动起翅膀，便水击三千里，扶摇一上九万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