诗人想象着“文化大革命”这场运动能改变寰宇。恰如他在战争年代行非常之事，以求非常之功一样。

　　然而，诗人晚年的想象有了些滞涩。

　　诗人晚年的歌唱也有了些错杂。

　　在表层风暴的下面，是深层的思绪碰撞，深潜的忧患不安。于是，便有了让人惊讶揣测的最后两句—

　　“凭阑静听潇潇雨，故国人民有所思。”

　　字面上是人民“有所思”，字底下无疑是诗人“有所思”。

　　毛泽东在思考着什么呢？

　　或许在写完这首诗不久的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，透露了一些消息。

　　他说：“我总感觉不安。我历来不相信，我那几本小书，有那样大的神通。”

　　他说：“同志们往往不信。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。我少年时曾经说过：自信人生二百年，会当击水三千里。可见神气十足了。但又不很自信，总觉得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大王，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。”

　　他说：“阳春白雪，和者盖寡。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。这后两句，正是指我。”

　　他甚至还说：“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，吹得越高，跌得越重，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。”

　　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消息啊!

　　对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毛泽东虽然总体自信，但其隐忧，却又是那般浓烈。

　　给江青的这封信，只有两三个人看过，很快就烧掉了。

　　不好公开示人的隐忧，在毛泽东的胸中积累成了孤独的感受。

　　20世纪70年代见过毛泽东的尼克松，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: 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往往是最孤独的人。

　　毛泽东则对来访的基辛格说: “我是为来访者准备的一件陈列品。”

　　晚年毛泽东，被人抬到了神的位置，几乎没有人能够和敢于在平等的位置上同他交流。那份寂寞，那份苦涩，该是多么深沉。

　　《七律·有所思》在“有所思”三字之后，陡然打住，没有了下文，但留下的不是句号，而是一个大大的问号。

　　10年以后，他用政治家而非诗人的方式对此作了解答—

　　发动“文化大革命”，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，反对的人不少。

　　几多失落，几多悲患。

　　一位在民主革命时期带领人民天才地、创造性地解决所有中国革命复杂、艰难、严峻、危急问题的历史巨人，却在晚年对新制度模式的无畏探索中，在令人回肠荡气的一搏中，深深地意识到了自身的局限。

　　1972年，当尼克松对毛泽东说，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，改变了整个世界时，他却绝非谦逊地回答说：“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。”

　　这时的毛泽东，或许已清醒而痛苦地意识到，自己倾尽心血发动的这场“革命”，并没有扫除积弊，创造一个他始终关注的真正实现人民群众主体地位的“新世界”，没有真正出现一派“莺歌燕舞”的光明气象。

　　这时的毛泽东，或许已清醒而痛苦地意识到，被自己珍视为平生所为两件大事之一的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没有普遍得到跟随自己几十年的高层干部的理解和拥护; 自己以巨大的激情写作的这部“史无前例”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作品，没有获得绝大多数“读者”的赞赏。

　　毛泽东开始对中国的前途表现出极大的忧虑。生命终点的临近，更使他对现实的困境感到无奈。

　　正像当时误传为毛泽东所作的一首词里说的那样: “业未竟，鬓已秋。江山靠谁守?”

　　心有余而力不足的诗人晚年，面对“一墙古籍半床书”，吟哦陈亮的“古今几人能会”，感叹庾信的“树犹如此，人何以堪”？虽“独有豪情，天际悬明月”，但难免是“廉颇老矣，尚能饭否”？

　　他的女儿李敏曾这样回忆—

　　“爸爸晚年的生活是孤苦的。爸爸的内心是孤独、寂寞的; 爸爸的内心也是很矛盾很复杂的。”“文化大革命”中期的一次见面，“我们俩人是长时间地相对无语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