诗人还解释说：“怅寥廓，说的是在北伐以前，中国的命运究竟由哪一个阶级做主？”

　　写完《沁园春·长沙》，毛泽东来到了当时国民革命的大本营广州，成为了引人注目的政治家。

　　正是在广州，毛泽东和五四时期开一代诗风，高唱“要把月来吞了”的浪漫诗人郭沫若 相遇了。

　　一个是未来的旧体诗大家，一个是已经风靡文坛的新诗领袖。

　　他们的见面，却不是因为诗缘的遇合，而是风起云涌的革命洪流的牵连。

　　在郭沫若的记述中，毛泽东当时是一派白面书生的形象：

　　“到了祖涵房家里，他却不在，在他的书房里却遇着了毛泽东。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: ‘余以为其人必魁梧奇伟，至见其图，状貌如妇人好女。’吾于毛泽东亦云然。人字形的短发，分披在两鬓，目光谦抑而潜沉，脸皮嫩黄而细致，说话的声音很低而娓娓，不过在当时的我，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‘魁梧奇伟’不可的。在中国人中，尤其在革命党人中，而有低声说话的人，倒是一种奇迹。他的声音太低，加上我的耳朵素来有点背，所说的话实在连三成都没听到。不过大意是懂得的，所说的不外是广东的现状。”

　　广东的现状是，刚刚发生了蒋介石逮捕共产党员李芝龙的“中山舰事件”，这是让毛泽东焦虑忧心的现实课题。

　　毛泽东是一个善于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的政治家。

　　或许是得益于在韶山从事农民运动的收获，在广州，毛泽东劈头提出了这样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——

　　“谁是我们的敌人？谁是我们的朋友？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。”

　　这个问话，后来被收入《毛泽东选集》，是四卷雄文中开篇的第一句话。

　　革命是要有资源的。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愿意革命的人。

　　出类拔萃的人，无论是诗人，还是政治家，无一例外地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对现实中的根本问题有一种独特发现、直觉洞察和深刻把握，都是审时度势的高手。

　　毛泽东当时最大的发现和洞察，是把亿万农民当作革命最重要的朋友。

　　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，农民运动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。1926年11月，毛泽东受命担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。然后他一路西进，赶赴武汉。

　　这时候，革命已开始成为一个沉重的时代话题。

　　1927年3月，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，毛泽东在武汉做出了关于当时中国革命的经典描述——

　　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绘画绣花，不能那样雅致，那样从容不迫，文质彬彬，那样温良恭俭让，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。”

　　果然，一进入1927年4月，在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洪流溅起的浪花里，一股腥风血雨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　　掌握枪杆子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，在上海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。

　　不久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被军阀杀害。

　　形势骤变的革命，波谲云诡的政治。

　　一切都在充满信心地做，但对丹心救国的革命者来说，一场劫难就要来临。

　　这就是1927年的春天。一个让毛泽东感受不到明媚和灿烂的春天。一个让毛泽东感受着阴沉和压抑的春天。

　　他陷入沉思。禁不住像历代迁客骚人那样，缓缓登上了长江边上、蛇山丛中的黄鹤楼。

　　传说一户姓辛的人家在蛇山上卖酒，接待了一位道士。这个道士喝得高兴，随手用橘皮在墙壁上画了一只黄鹤。从此，每有客至，黄鹤便翩然而下，临风起舞，这户酒家很快便兴旺起来。十年后，道士重返故地，见辛氏已成巨富，便吹起玉笛，骑着这支仙鹤远去了。

　　从此，便有了这座黄鹤楼。

　　数不清的文人墨客慕名登临，赋诗吟唱。唐代的崔灏、李白、白居易来了，宋代的苏轼、陆游也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