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们豪迈地把这个战略叫作“饮马长江，会师武汉”！

　　不是诗人的革命家们，却迷惑在了诗意的畅想之中。

　　毛泽东不得不执行中央的指示，去打南昌。

　　1930年7月一个烈日炎炎的下午，他和朱德率领一军团从福建汀州出发了。

　　骄阳之下，毛泽东策马而行。闷热的天气，炽热的胸怀，似乎又隐约燃着一点忧虑之火。

　　但眼前是红军前行的壮举，胸中有会师武汉的憧憬，不管结果如何，毕竟让人振奋，让人激动。

　　作为统帅和诗人，毛泽东不能不油然而生一股气吞山河、壮怀激越的崇高感来。

　　正是在从汀州到南昌的途中，他不禁吟咏起来——

　　六月天兵征腐恶，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。

　　赣水那边红一角，偏师借重黄公略。

　　百万工农齐踊跃，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。

　　国际悲歌歌一曲，狂飙为我从天落。

　　这首《蝶恋花·从汀州向长沙》，写的还是进军，还是一幅壮美的行军图。和前两首小令不同的是，诗人把中央关于湘、鄂、赣三省的战略部署也写了进来，其意象，其比喻，其气势，更有了一种震撼力。

　　“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”，何等的奇情壮志！

　　人而有志和立志，是为常事。难的是一生有志，并遵志而行，永志不衰；难的是一旦立志，便志不可摧，矢志不移。

　　毛泽东一生拥有着奇情壮志，并在奇情壮志的策励下，一路前行。

　　学生时代，他要“指点江山”！

　　大革命时，他问“谁主沉浮”？

　　创建苏区，他“征腐恶”、缚鲲鹏！

　　漫漫长征，他缚苍龙、裁昆仑！

　　解放战争，他“过大江”、“追穷寇”！

　　胜利以后呢？他“送瘟神”、“换新天”、“驱虎豹”、“争朝夕”……

　　回到《蝶恋花·从汀州向长沙》。

　　“鲲鹏”，这神话中的大鱼大鸟，人们习惯上用它来比喻气势宏大的正面形象，毛泽东却一反常例，用它比喻敌酋顽凶，故用万丈长缨才能把它捆住，也只有惩腐恶的“天兵”，才有如此气势。

　　在毛泽东的全部诗词正文中，提到全名的现代人物，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反第一次“围剿”时抓获的国民党中将师长张辉瓒，一个就是“偏师借重”的黄公略。黄公略当时是红一军团的第三军军长，开辟了湘赣根据地，所以说是“赣水那边红一角”，使红军主力的行动有了依托。一年后，黄公略在行军途中遭敌机扫射牺牲了。

　　“国际悲歌歌一曲，狂飙为我从天落。”这突兀起意的两句，化自杜甫的“呜呼一歌兮歌已哀，悲风为我从天来”，虽然改变了杜诗的境界，但于慷慨激昂之中，仍见悲怆。

　　对攻南昌打长沙的“诗意”构想，毛泽东或许有难言的隐忧情愫。这多少会影响他在行军路上的感觉。

　　红军官兵唱着悲壮的《国际歌》，伴随这特殊的歌声，突然龙卷风从天而降，弥漫四周，仿佛昭示人们，这将是一场惊天地、泣鬼神却又前途未卜的战争。诗人的心情突然从“席卷”、“直捣”的豪迈，转向了沉郁、悲怆一路。

　　卓越的革命家，似乎应该具有诗人那种难以遏止的想象和激情。

　　想象能穿透历史的风云，能描绘具有魅力的未来。激情能把千千万万的人民鼓动起来，导引他们踏着荆棘困难地奋进。

　　然而，打仗毕竟比不得作诗。

　　没有理性的想象和激情，常常成为蔓延无度的野火，烧了别人，也会毁了自己。这种现象在历史中不乏其例。

　　奉命“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”的红一军团，在7月30日那天抵达和南昌仅一江之隔的新建县。守敌果然太强，明显打不下来。

　　毛泽东做出了一个十分聪明的决策，只让一小部红军朝南昌城里打了几枪，说是纪念三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，然后便撤走了部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