生活的目标应该有比生活更美好的东西。

　　战争的目的也应该有比战争更深刻的东西。

　　如果不投入到比自身更伟大的事业当中，人们很难看到或参透生命的意义。

　　如果不注意挖掘战争背后的正义和理想，人们很难感受到战争背后的美丽。

　　毛泽东看到了，感受到了。

　　他以革命家的见识，勾连起正义战争的理想。

　　他以诗人的眼光，描绘出战场景致的美丽。

　　他还以哲学家的头脑，在自己的诗词里对战场人生作了独到的思考。

　　古希腊思想大师亚里士多德说过: 诗是一切文章中最富有哲学意味的。

　　作为诗人，毛泽东是一位哲学家诗人。作为哲学家，毛泽东是一位诗人哲学家。

　　他常常在诗词里写下自己的哲学，传达自己的思考。

　　毛泽东是曾经沧海的人。

　　就像打仗总会有进有退一样，在创建中央苏区的行程中，他在党内的地位也是几经沉浮。

　　毛泽东的沉浮，与他的性格不无关系。

　　丘吉尔说过一句名言: “如果你不能把彼此间的不同之处明白地表达出来，语言还有什么用处呢？”

　　毛泽东从来喜欢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主张。他敢做敢为，不是一个遇事模棱两可的温和的人。

　　1929年6月间，红四军第三次打下福建西部的龙岩，接着在城里的公民小学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。这天，对毛泽东来说，肯定是痛苦的。他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一职被选掉了。因为他提出红军总是流动作战，难成大气，太像古代农民起义军黄巢、李自成们的做法，应该加强前委的领导作用，纠正这些不好的倾向。其他同志则觉得毛泽东有个人英雄主义和家长制领导作风。

　　毛泽东大病一场，患的是当时很难治愈的疟疾。

　　但思想上的打击似乎更为沉重。他第一次离开了自己亲手创建的红军，先后到上杭一带的蛟洋、苏家坡和永定的牛牯扑养病去了。

　　他过着隐居般的田园生活。在老乡家里，他不能公开自己的身份，化名“杨先生”，一度还住在远离村子的一座山洞里。

　　外界没有了毛泽东的消息。他仿佛在红军中消失了。

　　这年9月27日，上海《申报》在第四版登载国民党将领张贞发自福建的电报：“毛泽东在龙岩病故。”10月21日，该报又据来自汕头的电报，称“毛泽东在上月（即9月）暴死”。

　　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，看到这些消息，信以为真，在《国际新闻通讯》上发了一则一千多字的《讣告》，沉痛宣布—

　　“中国共产党的奠基者、中国游击队的创立者和中国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毛泽东同志，因长期患肺结核在福建前线逝世。毛泽东同志是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最害怕的仇敌。……这是中国共产党、中国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的重大损失。当然，毫无疑问，敌人会因此而感到高兴。”

　　《讣告》还说：“作为国际社会的一名布尔什维克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战士，毛泽东同志完成了他的使命。”

　　与此同时，中国还有一个不凡的人物，以特别的方式悼念起毛泽东。

　　民国元老、词坛领袖柳亚子写了这样一首诗—

　　“神烈峰头墓草青，湖南赤帜正纵横。人间毁誉原休问，并世支那两列宁。”

　　柳先生特意在诗末注明：“两列宁，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同志”。

　　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被别人写进诗里。

　　柳先生不知道的是，他写诗悼念毛泽东的时候，毛泽东也在写诗，写一首战场人生的诗。

　　1929年10月10日，人们用担架抬着毛泽东离开永定合溪。一路上，秋高气爽，山峦竞秀，黄菊遍野，溪流潺潺。傍晚时分，来到上杭，住在城南汀江岸边的一座临江小楼上面。

　　第二天，就是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。人们常常在这一天登高，赏菊，插茱萸，放风筝。